書 殤
金新
國殤者，為國而死于戰(zhàn)場的人。屈原作《九歌·國殤》，意在追悼。套用一下：書殤者，為書而“死”于學術名利場的人。當然，鄙人寫《書殤》，絕非意在禮贊。國殤者，雖死猶生；書殤者，雖生猶死。盡管前者在愛國主義的幌子下因了皇權的千秋，可歷史地看問題，還是應當謳歌的。比起書的荼毒生靈來，專制的利刃實在算不了什么。
寫過一些與書有關的文章，從未用過“殤”字，今日遣詞，蓋緣作為《語文新圃》雜志的執(zhí)行主編，第一時間拜讀了雜文家徐迅雷的《我想推倒教科書的經(jīng)典定義》。
徐先生欲將教科書的“要求學生掌握”糾正為“教材是供師生學習、分析、研究、探索用的基本材料”，這實在是一帖治療極端應試標準化痼疾的良方。語文課文閱讀欣賞重在個性化，一旦要求掌握，必然共性化。共性化是扼殺語文創(chuàng)新能力的劊子手。
文中提到了一位名叫郭初陽的語文老師，說他在杭城一所“最優(yōu)秀”的中學教語文，對此實在不敢茍同。極端應試環(huán)境之下當謹慎言名校，即便北大與清華。就北大而言，蔡元培時代那個“邊緣人”（一代巨人毛澤東就曾慕名前往北大，雖無學籍，卻遍聽名師碩彥之課，成為“邊緣人”）名校“西天取經(jīng)”與“高山仰止”的“朝圣”盛況是否已經(jīng)伴隨著大師漸行漸遠的身影成為現(xiàn)代神話不說，至少蔡氏不會花費納稅人的巨額資金每年派出強大的招生組去天南海北搶狀元應該是千真萬確的。
言歸正傳。不過，筆者縱然與杭州外國語學校的郭初陽未謀面，倒對其人其事頗感興趣。一則作為《都市快報》首席評論員、浙江大學新聞系兼職教授、杭州市政協(xié)委員徐迅雷的文字大多可采信，二則浙江師范大學《中學語文報》執(zhí)行主編涂國文的鼎力舉薦。
遺憾的是，當前的教育評價機制下，郭初陽屬人微言輕者，其華東師大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言說抵抗沉默》根本無法“抵抗”時下語文教學的污泥濁水。手頭有一本杭州某重點中學某語文特級教師的“專著”，據(jù)說是指點語文迷津的書，但看一下目錄似覺愈發(fā)"糊涂",要說"清醒",也許就是推知語文教學現(xiàn)狀短時間內(nèi)的不可更改性了。
"奇"書目錄共"賞"之.
閱讀篇：熟讀與精思，不動筆墨不讀書，精讀與泛讀，擴展性閱讀，學而時習之……
寫作篇：只有寫，你才會寫；人惟求舊，文惟求新；定體則無，大體則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每次作文訓練要有目標；寫作水平也是“改”出來的；文章合為時而著……
看了目錄就熟知內(nèi)容的“專著”如果是專著的話，那么讀起來一定是令人十分痛苦的。杭州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盛海耕曾和我講起過一件讓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某省會城市一語文專家為該市年輕語文教師出的被溢美成“36計”的36個教學論文寫作題目，竟然沒有一個是需要寫的。常識性的答案概括在常識性的題目里，需要寫嗎？盛教授的疑惑緣于沒有在“思想”上與教育專家“握手”，于是乎與“和諧”者不和諧，只有落入“36計”的窠臼，“走為上計”落荒而逃矣！
有知情者云，這本“專著”的書號是該“名師”評特級教師前夕花3萬元從某出版社買來的，目的是幫自己“文章”結集，以便那從事應試簡單勞動的簡單思維的外殼或曰"硬件"——俗稱腦袋，學名顱腦，能夠名正言順地戴上所謂的“學術‘烏紗’”。
從教業(yè)已30余年，記憶里這本“專著”中的文字粉碎“四人幫”后的教材，尤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多由系列知識短文的形式穿插在各單元內(nèi)，因常識人所皆知，教師又自然而然會結合課文點到為止，遂予以淡化，以至于“銷聲匿跡”。大致推測：在10多年前，寫（確切地說是摘抄抑或收集）這樣一本內(nèi)容的小冊子，用筆僅需半個月；目下電腦時代，網(wǎng)上工作，毫不夸張地說只需數(shù)小時“粘貼”功夫。以“精讀與泛讀”為例：谷哥搜索，用時0.14秒，找到相關項101000；百度搜索，用時0.031秒，找到相關網(wǎng)頁8820篇。
當教師的不一定要讀書，不讀書也不一定會影響自己的職業(yè)行為（盡管這些人常常會膽大包天給學生開書單）。實際上，一些中小學教師，除了教材和教參與練習卷子，從沒有讀過一冊有人文精神書的也不在少數(shù)。在目前這種“萬般皆下策，唯有應試高”的教育體制下，讀書多的教師不一定能獲得好的工作成績，讀書少的教師也往往能夠取得優(yōu)異的工作業(yè)績，并因此成了控制學術的學霸。這其實是應試教育的弊端所造成的一種反�，F(xiàn)象。我們能奢望那些死抱著教材、教參及練習卷子，至多只能產(chǎn)出“精讀與泛讀”之類，制造教學“理念”悲哀的“把關”教師，去推翻“教科書的經(jīng)典定義”嗎？那不是端了他的飯碗嗎？
讓我們?yōu)樾煜壬匝咐撞患把诙Ｖ前l(fā)見郭初陽替應試教育開治療良方鼓掌的同時，給語文教育默哀。
于右任臨終詩《國殤》有語：“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見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xiāng)；故鄉(xiāng)不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海茫茫，山之上，有國殤。”余模擬得《書殤》：““葬書于應試之上兮，望我素質(zhì)；素質(zhì)不見兮，只有痛哭。葬書于應試之上兮，望我素質(zhì)；素質(zhì)不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應試之上，有書殤。”
屈原寫《國殤》包括其他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國人民熱愛家國的心聲，絕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的些許悲歡。于右任寫《國殤》（也叫《望大陸》），道出了炎黃子孫的心聲，絕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的些許悲歡。《書殤》亦然，是“閑”說一個時代，甚或民族的教育悲劇。
文盲有兩種：一種不識字，一種只會讀低等讀物。后者更可怕，原因在于這些人往往識見平庸，甚至毫無識見而人云亦云。當然，人云亦云形式有異：一類為顯性，一類為隱性。后者更可怕，原因在于這些人常常充當高級乞丐販賣時髦理論，沒有自己思想，扯虎皮作大旗。實事求是地分析，可惡而可憐的書殤還不配“充當高級乞丐販賣時髦理論”。
新中國有口皆碑的一大貢獻是“掃盲”——逐漸減少不識字的文盲，“書殤”正在“育盲”——逐漸增加只會讀低等讀物的文盲。
費爾巴哈說過：“人就是他所吃的東西。”這話只講對了一半。人的生命往往是通過他在閱讀書籍中所汲取的“養(yǎng)料”表現(xiàn)出來，可我們所“吃”的書籍“好又多”卻不一定能吸收之中生命的內(nèi)涵——思想。
突然想到“為虎作倀”的故事。莫非“書殤”之鬼陰魂不散成了“倀”，以迷津指點為由，把語文的核心內(nèi)涵人文思想在常識性“專著”的誘惑下送入應試老虎之口？看來倀父倀母倀子倀孫無窮匱，恰似汪洋大海之語文成為倀學也哉！
